时代楷模汇编（4篇）

 

 

江苏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原所长王继才——一生守护一座岛

 

最近，电影《守岛人》感动了亿万观众。电影讲述的是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原所长王继才与妻子王仕花32年守护开山岛的故事。

开山岛，距离灌云县燕尾港12海里，面积仅有0.013平方公里。作为黄海前哨，开山岛不能无人值守，1985年部队撤防后设立民兵哨所。1986年，王继才夫妇成为开山岛的第五批守岛人。

2018年，王继才在执勤期间突发疾病，长眠在开山岛上。

岛上升起五星红旗 

开山岛，四面大海、一面朝天，只有几排空荡的营房、满山的怪石、陡峭的悬崖，夏天是灼人的烈日，冬季是刺骨的寒风，没有电，没有淡水，没有植被……

王继才的最好陪伴和精神支柱，就是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

32年间，不论刮风下雨，王继才和妻子王仕花每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庄严地升起国旗。王继才说：“开山岛虽小，但领土神圣，必须升国旗！”

岛上生活，经常遭遇恶劣天气。一次遇到12级台风，王继才怕国旗受损，顶风跑到山顶将国旗降下来抱在怀中。返回途中，一脚踩空从半山腰滚下来，摔断两根肋骨。王继才却说：“旗帜就是阵地，人在旗帜在，旗在阵地在。”

2012年元旦，天安门国旗护卫班专门从北京送来一座钢制移动升旗台和一面曾飘扬在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

日复一日，夫妻俩升旗、巡岛、护航标、写日志，从未间断。

他们还克服重重困难，在满是石头的岛上种树种花。没有土，就托渔民一点点捎来；没有水，就从喝的水中“挤”出来。“人能活下来，树肯定也能！”王继才说。

终于，长出一棵苗、盛开一朵花、结出一粒种子……几十年过去，岛上已有百余棵树，还自产蔬菜水果。王仕花说，“虽然老王走了，但这座岛已经不再孤独。”

执着坚守报效祖国 

王志国是王继才的儿子，如今是一名海警执法员。

1987年7月，王仕花眼看就要临产，强台风突然来了，无法下岛。十万火急之下，王继才抓起步话机联系县人武部，在政委家属的远程指导下给妻子接了生。王继才给儿子取名“志国”，他说：“志字上面一个‘士’，下面一个‘心’，就是希望他当一名战士，心中有祖国，立志要报国！”

开山岛上，淡水、食物全靠渔船捎带。遇到渔船无法出海，他们就断粮、断水了。这样的情况，每年都会遇到一两回。

32年间，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选择，但王继才夫妇的选择是坚守。

1993年，王继才的儿子到了入学的年纪，他鼓起勇气想要辞职。此时县人武部的老政委生病卧床，拉住他的手说：“继才啊，你要答应我，一定要把开山岛守下去，你下岛就真的找不到守岛人了。”王继才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不久，老政委去世。“老政委的话是他的临终遗愿，他到死都不放心开山岛，我做出了承诺，就一定要守下去！”王继才回忆。

父母、二舅都支持他守岛。“二舅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幸运地活了下来。”王继才觉得，“岛上再艰难，也没有枪林弹雨，我怎么守不好？”

踏踏实实多做点事 

开山岛海域海况复杂。过去卫星导航不发达，王继才夫妇会在岛上点上灯火，让过往的渔船看清航道；遇到雾天，他们就用盆敲，发出响声，让渔船避开小岛。而有渔船断粮、断水、疾病求助，他们也尽全力帮助。“看到这些渔民，我们总会想起自己，想起亲人。”王仕花说。

一年冬天，渔民黄晓国的渔船路过开山岛，发动机突然起火，王继才把仅有的两床被子抱来，泡了海水盖在发动机上，这才灭了火。他们夫妇，却忍受寒冷过了3个晚上。

王继才生前常挂在嘴边的是，“做了应该做的事，却得到这么多荣誉，我们非常感激，以后，要踏踏实实多做点事情。”

9月26日上午，开山岛一改往日的宁静，迎来了参加换岗交接仪式的新一批守岛民兵。王继才逝世后，灌云县改变开山岛执勤方式，通过自愿报名和组织推荐的方式在全县遴选守岛民兵，每批10人左右，值守周期为一年，分组轮流上岛执勤，每组3人，每次半个月。

 

 

李桓英：毕生求索只为世上再无麻风

 

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患病者脸部、肢体畸形，加之社会对麻风病的恐惧和歧视，患者忍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1970年，李桓英在中国流调现场第一次见到了麻风病患者，她就暗下决心，立志要攻克令人闻风丧胆的麻风病。

李桓英1921年8月出生于北京。她先后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而后成为世卫组织首批官员。1957年，7年期满时，世卫组织主动提出续约5年的邀请。可此时，事业的发展和优渥的生活挡不住李桓英一颗爱国之心，钱学森等一批科学家毅然回国报效祖国的消息更激励了她。她谢绝世卫组织挽留，瞒着已经移民美国的家人，只身一人绕道欧洲，几经周折，于1958年从莫斯科回到祖国。

每当被问到为什么选择回国？李桓英总是坚定地说道：“因为我是中国人，祖国是我的根，我绝不能忘本。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正是急需人才之际。我要把学会的知识为祖国和人民服务。”

选择麻风病防治，李桓英以科学的精神全身心地投入，这种执着成为她鲜明的职业精神。1978年改革开放后，李桓英被调到北京友谊医院，在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从此将全部精力贡献给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

在那个“谈麻色变”的时期，迷信和恐惧是麻风病的大敌，就连许多从医的人也对麻风病人绕道而行。而李桓英却始终都是面对面接触，从不畏惧。每来到一个患病的村寨，都会引来村民们的一片惊奇：村里来了个女医生，不怕麻风。她口渴了舀起病人家的水就喝，饭捧起就吃。病人试探着同他握手，她就拉着他们的手长时间不放。

“麻风病传染性有限，可防、可治，不可怕。只有深入到病人身边、进行非隔离治疗现场研究，才能解病人之疾苦、消社会之歧视。”李桓英说，“每当我想起麻风病人在承受疾病与歧视的双重折磨而过着痛苦凄凉的生活，我就非常难过，这也更加坚定了我要跟麻风病作战的决心。”

虽然氨苯砜在上世纪40年代就已问世，但麻风病的防治在世界上还没有更成熟更有效的方案。为了寻求更好的治疗方法，李桓英敢于创新，她将国外先进的治疗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服药24个月的“短程联合化疗”和消灭麻风病的特别行动计划，使我国的麻风病人从原来的11万人下降到不足万人，而且年复发率仅为0.03%，远低于国际组织年复发率小于1%的标准。

传染病无国界，但医生有国籍。李桓英教授作为中国的医学科学家，心怀大我，把人民的健康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同时更是将中国防治麻风的方案贡献给世界，为创造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1994年“短程联合化疗”治疗方案被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推广，为数以万计的麻风病患者解除了疾苦。1996年，李桓英又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运动，首次提出了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极大促进了麻风病的早发现、早治疗。

几十年来，李桓英不断优化治疗方案，缩短了疗程，消除歧视。她解决了该领域的重大策略和技术上的关键问题，为我国政府制定控制和消灭麻风病的整体规划，为全球实现消灭麻风病目标的可行性提供了重要依据，做出了重大贡献。

2001年，李桓英主持的“全国控制和基本消灭麻风病的策略、防治技术和措施研究”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2016年9月，第19届国际麻风大会在北京召开，李桓英荣获首届“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当月，95岁高龄的李桓英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工作了快60年，从回国开始就从未后悔，但我深知如果不入党我一定会后悔。”李桓英说，“以前我总觉得自己还不行，还不合格，现在我觉得自己应该合格了。”

李桓英一生孑然一身，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麻防事业，在国内外麻风病防治领域取得了常人难以超越的成绩，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如今，已过期颐之年，她仍然心系麻防事业。李桓英说：“对于彻底战胜麻风病，我做的还远远不够。我愿意在岗位上为党和人民继续工作，为实现没有麻风的世界而奋斗。”

 

 

 

踏平坎坷成大道——记科学家刘永坦

 

当白发苍苍的他登台领受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刘永坦——这个名字才广为人知。

2020年8月，他将80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用于国家电子信息领域人才培养。

这一生，他只专注于一种国之重器——新体制雷达的研究。“只要国家有需求，我的前行就没有终点。”85岁的刘永坦说。

从零开始，他干了一桩“惊天动地事” 

1990年4月3日，某地雷达实验站。

时间仿佛在此刻静止。一个红色圆点，出现在一台设备的显示屏上。

红色圆点，代表着雷达监测条件下的目标。

人们开始忙碌起来：记录数据、核对信息、小声交谈或者大声惊呼……目标确认！

人群中央，那个戴着眼镜、脸晒得黝黑的人，热泪纵横。他身后，雷达天线阵迎风矗立。

他，就是主持这项科研工作的刘永坦。在这片满目荒芜的海岸线上，他带领团队奋战多年，终于使我国新体制雷达实验系统首次实现目标探测！

新体制雷达能突破传统雷达探测“盲区”来发现目标，是海防战线上决胜千里之外的“火眼金睛”。20世纪80年代初，少数几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牢牢把持着对海探测的信息优势，中国始终难有突破。

“怕家国难安！怕人民受苦！怕受制于人！”

1981年从海外留学进修归来后，这“三怕”就重重地压在刘永坦心头。他深知，真正的核心技术，任何国家都不会拱手相让。

从零开始！45岁的刘永坦义无反顾，向中国的科研“无人区”进军。

10个月后，团队建起来了，一份20多万字的《新体制雷达的总体方案论证报告》出炉了！

“没有电脑，一页稿纸300字，报告手写了700多页，写废的纸摞一起就有半米高。”团队首批骨干成员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张宁回忆说，刘永坦带着他们没日没夜地写了几个月，一直写到手指发麻、手腕酸痛，连鸡蛋都捏不住。

一场填补国内空白的开拓性攻坚战正式拉开帷幕。

当时，雷达实验站的选址位于一片荒芜地带，批复的经费不足，发射机、接收机等模拟系统和操作系统也十分落后。

团队里有人打了蔫儿，刘永坦话语铿锵：“如果没有难点，还叫什么科研！”

选址地远离人烟，科研人员住在四面漏风的简易房子里，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干就是几个月。

生活不便，他们经常用冷面包充饥；交通不便，他们顶风冒雨，单程徒步3公里往返驻地和雷达站。每到天黑路过一片坟地，就用手电的光柱给自己壮胆。

1989年，新体制雷达实验系统建成，中国人用8年时间，赶完了西方国家二三十年的路。1991年，新体制雷达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刘永坦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他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