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阶段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理论文章汇编（3篇）

新发展阶段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理论文章汇编（3篇）

新发展阶段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思路与对策

粮食安全是构筑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十四五”规划纲要首次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作为安全保障类约束性指标，把“实施粮食安全战略”作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任务之一，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升到新的高度。中长期我国将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粮食生产模式和生产结构加速调整。同时，我国居民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刚性增长，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粮食安全目标由保证数量转向提升质量，由产量导向转为竞争力导向，粮食安全政策由国内外单轨并进转为国内国外双向循环，粮食安全响应机制由事后协调完善转为事前预防联控。

当前，制约我国粮食生产高质量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粮食供给体系适配性有待加强，粮食全产业链、价值链的现代化和竞争力还有待提升。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粮食总量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粮食供给结构性矛盾突出。受地缘政治博弈、全球疫情流行和经济衰退等影响，国际粮食供应链呈现全球性收缩和区域内强化特征，世界粮食供需和贸易格局正加速调整，对我国国际粮食供应链自主可控和安全稳定形成较大冲击。新发展阶段，如何统筹利用“两个市场”，提升我国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和竞争力，构建多元化粮食供给体系，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我国粮食安全取得显著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粮食储备能力、市场掌控能力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粮食安全从倒逼型的被动关注转为战略型的主动出击，牢牢掌握了国家粮食安全的主动权。

（一）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

1.粮食产量稳步提高。我国粮食总产量由19xx年的x亿吨增加到20xx年的x亿吨，连续x年站稳x万亿斤台阶，实现历史性的“十七连丰”；粮食单产也由19xx年的xxxx.x千克/公顷增长至xxxx千克/公顷，增长了x.xx倍；人均粮食占有量从19xx年的xxx千克提高到了xxx千克（见表x），超过国际粮食安全人均xxx千克的标准线，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了自己手中。与世界其他主要产粮国相比，我国小麦、玉米和大米的产量占世界产量比重较高，xxxx年分别达到xxxxx万吨、xxxxx万吨和xxxxx万吨，占世界产量比重分别为xx.x%、xx.x%和xx.x%。xxxx年，我国小麦产量达到xxxxx万吨，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排名第二（仅低于欧盟地区）；玉米产量达到xxxxx万吨，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排名第二（仅低于美国）；大米产量达到xxxxx万吨，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排名第一。近年来，我国小麦、玉米和大米的单产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xxxx年分别比世界平均单产高出xx.x%、x.x%和xx.x%。

2.粮食种植结构不断优化。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设为稳定和优化粮食种植结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粮食结构调整提供了制度保障。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土地政策的优化、农业技术的发展和规模化经营水平的提升，我国粮食生产方式也变得多元化，形成了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多种生产主体，有效推进了粮食、经济作物种植结构的优化。20xx年，我国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x.xxx亿公倾（x亿亩），粮食播种面积达xxxxx万公顷，比上年增加xx万公顷。其中，稻谷、油料种植面积较上年分别增加xx万公顷和xx万公顷；小麦、玉米、棉花、糖料等种植面积较上年有所减少。

3.粮食生产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近年来，我国在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水利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绿色生产等方面均取得较大进步，粮食生产综合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粮食生产的现代化水平提升较为显著。分指标看：农业机械总动力由19xx年的xxxx亿瓦增加至xxxx年的xxxxx.x亿瓦，增长了近xx倍；有效灌溉面积也由xxxxx千公顷增加到xxxxx.x千公顷②。xxxx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突破xx%，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的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xx%。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产品和技术应用水平不断提升，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效果显著，化肥施用量、农药使用量以及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自xxxx年来均有较大降幅。

（二）粮食储备能力明显提升

粮食储备能力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在粮食供求平衡关系中发挥了“蓄水池”和“调节器”功能。截至xxxx年，我国共有标准粮食仓房仓容x.x亿吨，简易仓容x.x亿吨，有效仓容总量比xxxx年增长xx.x%；食用油罐总罐容xxxx万吨，比xxxx年增长x倍，粮食储备能力显著提升。近年来，我国小麦、大米、玉米库存消费比均远高于世界其他主要生产国），xxxx/xx年度我国小麦、大米、玉米期末库存预计分别达到x.xx亿吨、x.xx亿吨和x.xx亿吨，库存消费比分别为xxx.xx%、xx.xx%和xx.xx%，比世界平均库存消费比分别高出xx.xx、xx.xx和xx.xx个百分点。

1.现代化粮食储备体系不断完善。粮食收储制度改革持续深入，逐步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粮食市场体系。一方面，通过开展“现代食品加工及粮食收储运技术与装备”“现代粮仓绿色储粮科技示范工程”等重点专项，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粮食仓储技术逐渐完备，现代化粮食储备体系逐步健全。另一方面，财政对粮食流通的支持和保障力度进一步加大，粮食风险基金制度逐步完善，优质粮食工程加快推进，粮库维修改造和智能化升级取得明显成效。此外，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等制度，进一步加强了粮食储备调控能力，粮食购销市场化稳步推进。

2.区域调配能力进一步增强。我国不断加快粮食物流运输的软硬件配套设施建设，逐步建立了高效协同的响应机制和联动机制。一方面，不断加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创新，坚持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能力。

2021年x月xx日最新实施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对粮食流通管理体制、管制方式、监管内容、责任追究等进行系统性修改和完善，进一步提升粮食流通治理水平。另一方面，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软硬件配套设施同时发力，高质量粮食流通信息网络和现代化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显现雏形，物流运输更为便捷顺畅、经济高效、绿色集约、智能先进和安全可靠，进而有效降低了粮食运输成本，提升了粮食运输效率。20xx年，我国粮食物流总量近x.x亿吨，省内粮食物流总量近x.x亿吨，跨省粮食物流总量占全国粮食物流总量的xx%左右。应对重大灾害和公共突发事件的能力显著提高，特别是20xx年为战胜新冠疫情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三）市场掌控能力持续向好

1.粮食自给率整体较高。粮食供求平衡关系是市场掌控能力的具体表现，粮食自给率是衡量粮食供求平衡关系的重要指标。我国用占世界x%的耕地、占世界x%的水资源，养活了占世界xx%的人口。近年来，我国谷物产量持续增长，小麦和大米的自给率为xxx%，库存量均能满足x年以上的消费需求，进口主要用于品种和结构调剂。

20xx年以来我国玉米的平均自给率达xx%，库存消费比大幅高于国际公认的xx%～xx%粮食安全警戒线，通过国内循环可实现可持续供给，且适度进口保障了国内饲料用粮需求。农产品保障战略的实施，使我国棉、油、糖、肉等供给也保持相对充足。

2.对外投资和国际合作不断加强。我国农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南美、黑海地区等国家间的贸易合作不断加强，农业对外投资大幅增加，国际农业合作日益活跃。粮食企业利用国际粮食资源与市场是当前的大势所趋和潮流所向，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背景下，我国不断开放资本市场，提高本国粮食生产加工与物流储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独立自主的跨国粮商体系已初见雏形，粮食生产和销售环节的市场掌控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截至20xx年，我国农业对外投资存量已超过xxx亿美元。

3.粮食安全预警体系进一步完善。我国不断加强粮食供应链管理，逐步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全球粮食供求系统和应急保障机制，政府及相关部门能够及时监测粮食市场波动，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逐步建立了完善的粮食贸易与投资风险监测识别系统，能有效覆盖世界范围的粮食贸易、农业境外投资情况及国际粮油市场行情等信息，高效识别世界粮食政策走向、价格波动、消费动态和风险隐患。

二、粮食安全面临的突出问题

我国粮食需求总量持续增长，中长期供需总量仍处于紧平衡状态。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畜产品和饲料粮的需求也将大幅提升，玉米和大豆的产需缺口进一步扩大，粮食供需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当前，制约我国粮食高质量供给，影响粮食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因素依然存在。

（一）粮食生产要素保障面临挑战

1.自然资源要素保障能力不足。

土地资源作为粮食生产中不可替代的要素，是需要高度关注的重点。一方面，全国大部分耕地还处于“待提升”状态。截至20xx年，我国建成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面积仅占全国耕地面积的xx.x%[x]，尚不能满足现阶段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耕地可持续性生产危机加重。多数粮食主产区农地耕层变浅，华北土壤板结和水土流失、东北黑土地退化、华东和华中土壤板结和酸化、西南和华南重金属污染、西北土壤碱化和水土流失等日趋严重。水资源短缺也是中长期粮食可持续生产面临的挑战之一。我国水资源并不丰富，

20xx年人均水资源为xxxx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农业灌溉设施建设不完善，灌溉模式、灌溉管理制度与高质量发展还不匹配，粮食生产对水资源的利用效率较低。

2.社会经济要素结构性矛盾突出。

受人口老龄化、城镇化进程以及生育意愿下降的交叉影响，当前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不仅缺乏稳定的高素质就业大军，而且农技人员和管理人才存在现实稀缺和未来断代，部分地区出现“耕地非粮化”倾向和“耕地抛荒”现象，对农业生产和粮食种植造成一定影响。资本投入与财政支出结构失衡问题依然存在，导致农业基础建设资本投入不足，严重影响粮食基本生产和抗灾抗险能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速度较低，种子“卡脖子”问题突出。同时，农业科技应用与创新多集中于农业生产初始阶段，未能合理分配到粮食产业链的全链条。

（二）体制机制不能满足新发展阶段需求

1.粮食收储制度存在短板，流通体制支撑不足。效率和公平的缺失对粮食储备造成巨大压力。一方面，多元化储备模式导致巨大的储备规模，进而压缩地方储备空间，导致粮食储备成本上升。另一方面，中央与地方储粮存在权责不清及监管不力等问题，中央储备权一定程度上覆盖了地方储备权，两者存在储备体系功能的重叠和责任的重合，导致政策调控出现诸多负面效应，造成中央和地方资源的双重浪费。信息不对称和监管不到位影响粮食收储的安全稳定。此外，对于粮食的立法多集中在中央层级，缺少粮食和物资储备的地方立法，不利于对粮食储备进行全局监管。

2.区域协调发展体制不健全，利益补偿机制保障不足。粮食主产区“种粮歧视”心理未得到改善，粮食生产的跨区域财政补偿制度不完善，进一步拉大了粮食调出省份与其他省份的经济发展差距，进而影响其民生改善和社会事业发展。当前，粮食主产区北移成一种趋势，粮食主要生产省份逐渐向北方省份集中，“北粮南运”趋势仍将延续。北方粮食主产区环境承载压力较大，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但由此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尚未纳入跨区域生态利益补偿机制范畴，导致产销区差异进一步扩大。

（三）粮食产业竞争力有待提高

1.粮食产业组织化和一体化程度较低。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系统性不强，线性的“单链”组织结构不能满足新发展阶段产业链多元化需求；多数粮食产业市场集中度低，产业链条结合不紧密，核心企业的竞争力和带动力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