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秘书讲话系列59（14篇）六盘水市委书记李再勇公开讲话文章汇编

“三变”：深化农村改革的哲学实践与思考

中共六盘水市委书记 李再勇

　　摘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本文从哲学的角度对我市农村“三变”改革予以分析、解读，进一步揭示农村改革的哲学基础、现实逻辑、价值取向和路径选择，努力在整体上为深化农村改革发展思路与路径提供理论支撑。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农业农村发展也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处于又一个转折时期，农村改革正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与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围绕健全共同富裕制度保障目标，聚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农业经营制度、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农村社会治理制度等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深化农村综合改革重大举措。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农村改革工作，2013年12月30日，时任省长陈敏尔同志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时强调：要围绕“人”的问题深化改革，重点研究解决进城农民落户、社保制度改革等问题；围绕“地”的问题深化改革，保障农民对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承包林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合法权益；围绕“钱”的问题深化改革，引导金融机构向农村延伸，拓宽融资渠道；围绕培育农村经营主体深化改革，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职业农民队伍建设；围绕集体经济增收深化改革，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2014年以来，市委、市政府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对农村改革的部署要求，转思路、转作风、转路径，积极探索推进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受到了中央领导、国家部委和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2015年1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通过改革创新，让贫困地区的土地、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等要素活起来，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带动贫困群众增收。2015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同志对我市农村“三变”改革作出“三变”似有值得更深层次上考虑其价值的意义的重要批示，并在2015年12月24日至25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上要求：要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把闲置和低效的农村资源、资金有效利用起来，给农民创造财富。2015年6月30日，时任省长陈敏尔在省政府常务会专题研究部署加快推进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工作时要求：要总结推广六盘水市农村“三变”等成功经验，统筹推进专业合作社、村集体经济、农业经营主体等规范发展。2015年8月25日，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座谈会在我市召开，省委书记陈敏尔批示：六盘水市积极探索推进农村“三变”改革，对于发挥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优越性，推动农村规模化、组织化、市场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15年9月21日，省委书记陈敏尔主持召开改革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全省“三变”改革推广方案，目前已在全省试点推广。“三变”改革究竟有什么样的价值意义？为什么受到中央和省委的高度重视？本文重点从哲学的角度对“三变”改革予以分析、解读，进一步揭示农村改革的探索实践、哲学基础、现实逻辑和价值取向，挖掘更深层次的价值意义，努力在整体上为深化农村改革发展思路与路径提供理论支撑。

　　“三变”改革：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方探索实践

　　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农民”等一系列重要思想，亲自领导秋收起义，建立了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一系列理论思考，很大程度上也是从“三农”问题开始的。在陕北当知青期间，动员全村搞了沼气化的科技活动；在福建工作期间，进行了发展大农业的“闽东思考”；在浙江工作期间，倡导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并在浙南成功实践；2003年提出“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战略，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辩证发展理念。在习近平总书记“三位一体”的“大农业”“大农合”“大农政”的“三农”思想指引下，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与我市发展的“现实逻辑”结合起来，对基层创新实践进行总结提升，提出了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以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为龙头，以产业为平台，以股权为纽带，以农民为主体，以小康为目标，全面推进农村“三变”改革总体思路，通过股权纽带把农村各种资源要素整合到产业平台上来，创新了农业经营体制机制，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拓宽了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激活了农村发展内生动力，探索出一条深化农村改革新路。

　　一是推进资源变资产，让沉睡的资源活起来。围绕盘活农村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资源要素，以集体土地、森林、草地、荒山、滩涂、水域等自然性资产和房屋、建设用地（物）、基础设施等可经营性资产的使用权以及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房屋产权等进行核查清理、登记备案、评估认定，以股权形式入股经营主体，使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拥有合作社、企业、家庭农场等法人经济实体的股权，按股权比例获得收益，让农村分散闲置的资源活起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致富。2014年以来，全市共83个乡镇（街道、社区）、881个村参与“三变”改革，共对1416.41万亩集体土地、70.81万亩承包地、6.4万亩宅基地、546.1万亩林权进行确权登记，共有36.79亩集体土地、19.09万亩“四荒地”、40.9万平方米水面和15.87万户的56.88万亩承包土地入股经营主体，通过股权收益，新增村集体经济收入8856.3万元，全面消除村集体经济“空壳村”，村集体经济积累平均达到23.8万元，最高达到1031万元，最低达到2万元；农民通过股权收益年均收入1200元以上；农民土地入股后共有27万余群众在农业园区、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务工，务工人员年均工资收入达到1.23万元。

　　二是推进资金变股金，让分散的资金聚起来。农村财政资金具有项目多、额度小、一次性等特点，导致财政资金无规模、财政投入效益低、财政支持不可持续等问题。我市将财政投入到农村的生产类发展资金、扶贫开发资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支持村集体发展资金等量化为村集体或农户的股金，在不改变资金使用性质和用途的前提下，按照集中投入、产业带动、社会参与、农民受益的方式，集中投入到合作社、企业、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形成股权，按股权比例分享收益，提高资金的集中度和使用效益，形成农民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2014年以来，共整合财政资金4.505亿元，撬动村级集体资金3.82亿元、农民分散资金1.9亿元、社会资金33.96亿元，集中投入到各类产业平台，培育了189个企业、280个合作社、32个家庭农场等各类经营主体，大力发展猕猴桃、刺梨、核桃、蓝莓等特色农业、高效农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建成农业特色产业基地271.46万亩，2014年带动10万、2015年带动12万贫困群众脱贫。

　　三是推进农民变股东，让增收的渠道多起来。传统的租赁关系难以将经营主体与分散农户紧密联系起来，农户缺乏参与现代农业经营的积极性。我市积极推动农民以土地、资金、技术等入股经营主体，改变了主要通过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的方式，既让经营主体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又让入股农户通过以承包地入股成为合作社、企业和家庭农场的股东，实现在家门口就业，由过去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促进农户与经营主体“联产联业”“联股联心”，推进共建共享发展，有效增加了农民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培育了一大批职业农民。2014年以来，共有15.87万户57.06万农民变为合作社、企业、家庭农场的股东；共开展新型农民培训99.6万人，培育职业农民2455户5029人，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带头人。

　　问题导向：

　　“三变”改革的现实逻辑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哲学发源于困惑、疑虑与问题。一部哲学史，就是面对时代问题、分析时代问题、解决时代问题的历史。如果说农村改革必须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是从价值层面解决为什么要深化农村改革的问题，那么以问题为导向，分析农村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和难题，揭示深化农村改革的现实逻辑，则是从实践层面解决为什么要深化农村改革的问题。

　　第一，生产力三要素分散问题。历史唯物主义把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定义为“生产力三要素”。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三要素有机结合和培育的过程。具体实践中，农民作为劳动者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主体，劳动资料是体现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志，土地作为劳动对象则是引入农业生产过程的必需条件。我国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大的特点是单个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小、适合于精耕细作的方式进行劳动集约型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但这种经营模式也带来农村资源分散、农民分散、资金分散问题，难以适应农村经济规模化、组织化、市场化发展需要，难以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对接，难以享受到金融、流通、科技等社会化大服务。2015年11月8日，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孙志刚在我市调研时要求：六盘水要围绕“立足煤、做足煤、不唯煤”做好大文章，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并强调农业产业化要抓好“强龙头、创品牌、带农户”三个关键环节。“三变”改革正是立足我市作为资源城市转型升级发展的实际，抓住农村资源分散、资金分散、农民分散主要矛盾，通过产业平台和股权纽带，最大限度整合各种资源，激活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大要素，转变农民投资方式、创业方式、就业方式、增收方式，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农业“接二连三”，优化产业结构，保证农村资产保值增值，发挥农村资金最大效益，解决好分散的农户干不了、干不好、干了不合算的问题。

　　第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中“分得充分、统得不够”的问题。马克思从存在形态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把一般生产力区分为个人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个人生产力是指生产者运用一定的劳动资料和生产技术从事物质生产的个人力量。社会生产力是指个人生产力通过一定的社会结合方式而形成的集体力量。但是，社会生产力不是个人生产力的机械叠加，而是个人生产力“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是与“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差别的新的力量”。我国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就是社会生产力与个人生产力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体现。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分”得充分、“统”得不够，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导致大量“空壳村”的出现，村集体对村民的服务能力逐步减弱，更面临较高的农业生产成本和弱势的交易地位。200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中指出：要走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发展路子，只有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使农民尽快安全、顺利地进入国内外市场，并能有效地降低进入市场的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市场占有率。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从农村破题，“大包干”是改革的先声。当时中央文件提出要建立统分结合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但实践的结果是，“分”的积极性充分体现了，但“统”怎么适应市场经济、规模经济，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坚持和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必须解决好“统”得不够的问题，“统”的载体、方法、路径又必须符合农村发展客观规律。“三变”抓住“统”得不够这个农村改革症结，通过股权合作和产业规模化、组织化、市场化发展，推动农村改革由过去的“裂变”向“聚变”转变，实现个人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相互配合、协调发展，让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优越性得到更加有效的发挥。

　　第三，共同富裕的“短板”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就是要让劳动者过上好日子。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是邓小平理论的精华。1985年邓小平同志就说过，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经过30多年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的基本达到，但是先富带动后富的路径选择和制度构建还有待积极探索，至今全国还有7000万贫困人口，这是共同富裕的最大短板。解决这个短板问题，不能仅仅依靠现代农业要素的投入来实现，必须依靠农业生产组织的变革，构建先富带动后富的制度体系，让每一个群众都能公平地参与改革、积极地投身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三变”改革通过产业平台和股权纽带，将传统农村家庭为主的生产单位变为以资源或资金入股的规模化经营主体，突出了生产资料的共有性、生产主体的共建性、生产收益的共益性，找到了个体积极性与规模化生产的结合点、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点、先富带动后富的结合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探索。

　　矛盾运动规律：

　　“三变”改革的哲学依据

　　矛盾运动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三变”改革就是坚持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改革探索和实践。

　　第一，“三变”改革遵循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这是人类社会发展最普遍、最根本的客观规律，也是“三变”改革最根本的价值取向。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但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而且也决定生产关系的形式。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生产关系应该具有不同的形式。在建国初期，我国实行“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建立了集体经营、统一分配的管理体制，一定程度上，这是由当时“一穷二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并保持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但随着农村生产力的不断提升，原来与之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开始暴露出各种弊端，成为束缚生产力进一步提升的阻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开展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改革，实行个人付出与收入挂勾，使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增，极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突飞猛进，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导致了农业落后于工业、农村落后于城市，农业在“四化同步”中成为短板，亟需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城乡、区域、工农业相互协调发展。“三变”改革正是顺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围绕农村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的生产关系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