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党刊文稿汇编（23篇）

“三大全球倡议”的传统文化意蕴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重要判断，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未来何去何从，求发展还是步入衰落，求和平还是陷入对抗，文明交流互鉴还是封闭排外？上述议题事关人类前途命运，如果一味奉行西方中心主义和利益至上，那么世界的未来和人类的命运将充满不确定性。从这个角度讲，富含道德伦理的中华文明可以为解决当今全球性问题提供东方智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是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聚焦发展、安全、文明等事关人类前途命运领域提出的重大创举，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包容性等特质，为解决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了新范式。

践行协和万邦的亲仁善邻之道

协和万邦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和平基因及在国家关系层面的处世之道。从内涵来看，“协”有协力合作，也有调和、和谐之意。“和”的历史悠久，本义是一种乐器，原指音律的协调。后来，“和”逐渐演变为和平、和谐，指事物或不同主体之间在关系层面的内在协调状态。《尚书·尧典》展现了其具体的图景和目标：“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在原始农业社会，邦国林立，先民们在长期的生存生产斗争中体会到以和为贵的重要性。对内，以亲九族，对外，协和万邦，最终目标是为了各氏族的民众能够安居乐业。协和万邦既展示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实践经验，又体现了胸怀天下的整体思维。

协和万邦、以和为贵、胸怀天下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具有鲜明的时代观照。“和”是大前提，在和平的背景下，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天下”）才会有更长远的发展、更稳固的安全、更多元的文明。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指出，中国古代人关心于整个人类之大群全体，而不为一部一族所私有……因此他们常有一个“天下观念”超乎国家观念之上。比如，“四海之内皆兄弟”等表达。可以说，“和”与胸怀天下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追求。从发展观角度来看，古时要实现“天下大同”，现代要“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从安全观来看，古时认为“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现代强调“世界安危与共”“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从文明观来看，古时要消解“华夷之辨”以达“天下文明”，现代则愿“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中华文明为当今全球性危机的解决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提供了东方智慧。发展、安全和文明议题是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议题，应该各国合作，但是有些西方国家却坚持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事实证明，拉小集团、搞小圈子等基于权力和利益的对抗性思维导致国际社会乱象丛生、冲突不断。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一贯倡导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和平理念，着眼大局，针对“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重大议题，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23年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明确将落实“三大全球倡议”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科学体系的战略引领。

提倡和而不同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和”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和而不同则是重礼与卑同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辩证性。“和”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为了求“和”而没有底线地退让，也不会获得真正的“和”，甚至陷入欲要“和”而不得的困境。因此，除了“和”，还有“礼”。“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礼”就是原则，因此，“和”是有原则的“和”，而不是无条件的“和”。中华民族不会同意牺牲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和”。从这个角度讲，“礼”是“和”的约束条件。除了重“礼”，中华文明还有着鲜明的尚和卑同的特点。在孔子眼中，和而不同、同而不和甚至成为君子与小人的区分标准，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这里，“和”具有综合会通之意，“同”则是单一附和的意思。只有不断综合会通才能和谐发展，一味附和只会衰落死亡。因此，和而不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有“礼”加持的“和”远远胜于一味附和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