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理论汇编（3篇）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进入21世纪以后，人类历史正在发生远超出20世纪想象力的最重大变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另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极力维护“一超”霸权的国际势力，不断制造“逆全球化”危机而致使历史的天空波诡云谲、扑朔迷离。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以不可逆转的方式，引领当代中国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纪疫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大变局必然引发思想上的大困惑乃至大混乱，思想舆论的斗争也会以十分尖锐而复杂的方式展开。“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成为今天的时代之问、世界之问，处在十字路口的人们需要拨云见日、登高望远。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铸魂、为时代把舵的重大战略。

一、应对复杂变局，化解重大风险

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是应对当前复杂多变形势的迫切需要。意识形态的根本属性是政治性，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主义；是由谁执政、执政为谁、如何执政的根本性问题。面对不确定性日增的复杂局面，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告诫军队时指出的：“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尖锐复杂的斗争特别是‘颜色革命’的现实危险，面对艰巨繁重的军事斗争准备任务，面对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这场考试，我军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前进不能停滞，只能积极作为不能被动应对。”防控重大风险、维护国家安全已经成为与发展、主权同等重要的全局性问题。

现代意识形态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是国家统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担负着社会变革的先导、社会制度构建的法理依据以及社会价值共识的道义基础三项职能。由于当代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仍占据主导地位，因而意识形态就成为其维持世界霸权、通过“颜色革命”对别国搞政治颠覆的主要手段。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则是抵制西方“颜色革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方向不动摇的根本保障。

要对西方的“颜色革命”保持清醒头脑，首先要弄明白它的风险性在哪里。

尽管意识形态的功用在于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服务，但其明确坚定的政治目的却依靠多种方式实施：既有政治意图较为明显的政治哲学方式，而更多的却是掩藏在非政治的形式中，主要以哲学、文学、艺术等看似非政治的学术思潮实行。最复杂的是以似乎赞同现行国家制度的方式进行颠覆。如黑格尔哲学，其对现存制度的颠覆性竟披上了“官方哲学”的外衣。恩格斯在明确指出“正像在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崩溃的前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页）后，意味深长地提出，德国的专制主义统治者实在想不到，引领德国哲学变革的“黑格尔的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辞后面，在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然而实际上，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确是货真价实具有颠覆性的革命思想，一经点燃，便如火山爆发。革命的意识形态如此，当代西方推行霸权的“颜色革命”也是如此。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注重防控包括意识形态风险在内的重大风险，特别警惕“黑天鹅”“灰犀牛”现象的原因所在。

“灰犀牛”现象生动体现了意识形态风险的基本特点和发生规律。大家都承认灰犀牛危险，可由于它体形庞大，行动迟缓，人们又一般意识不到威胁，往往容易熟视无睹，疏于防范。殊不知，灰犀牛一旦被激怒而发起攻击，就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让人们猝不及防。“灰犀牛”现象的可怕之处在于人们理性预判的危险和经验观察的现象存在反差，致使丧失对其蕴藏的重大风险的警惕，甚至把疏于防范视为当然，把“大概率”当作“可能不会”的侥幸心态，因而容易出事且不易从中吸取教训。

“黑天鹅”现象表现了与必然性没有直接联系的偶然性，而“灰犀牛”现象则表现出遭遇遮蔽的必然性。两者都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重大风险。“灰犀牛”现象形象地展现了意识形态风险的特点，即集“一万”和“万一”于一身，往往在人们普遍熟视的“一万”假象中凸显“万一”，从人们“不觉”的心态中造成十分可怕的后果。意识形态的最大风险在于人们往往身处险境而不察，深受其害而不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关乎道路，关乎旗帜，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必须从这一重大判断出发抓意识形态建设。

其一，严格区分政治原则、思想认识和学术观点三类不同性质的问题，旗帜鲜明批判、抵制各种错误观点。意识形态之争表面上看似乎只是文化争艳、学术争鸣、价值偏好和习俗风俗不同等，与国家政治安全不太相关。对于不同的思想观点，人们大都习以为常，甚至以“雅量”否定思想斗争；对于社会思潮尤其是学术思潮，人们喜欢“赶时髦”，却不善于从政治上加以分析；对于世界观的改造问题，往往容易视为敏感问题而极力回避。应该说，意识形态风险因此而有很大的藏身空间。实际上，把握学术观点和政治原则的界限尽管很复杂，但是否有利于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则是根本判断标准。只要最终落脚到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思潮和错误观点，都必须坚决批判抵制。

其二，弘扬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精神，在思想舆论战场敢于亮剑，善于斗争。针对争当“雅士”“爱惜羽毛”，鄙视“战士”，逃避“斗争”的倾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两种‘声誉’”问题：“有人说要‘爱惜羽毛’，也就是所谓‘声誉’，那也要看看你爱惜的是哪家的‘声誉’，究竟是个人主义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喝彩的‘声誉’，还是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的声誉？作为共产党人只能要后一种声誉。一心想着要前一种‘声誉’，那将是十分危险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决不仅仅是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而是政治立场的根本蜕变，是极其危险的政治变节。他不无担忧地指出：“事实一再表明，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我一直在想，如果哪天在我们眼前发生‘颜色革命’那样的复杂局面，我们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决然站出来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诋毁、逃避思想舆论斗争，就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战场逃兵，就是在决定胜败关键时刻的贪生怕死。

其三，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党委责任制，使之真正成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要压实压紧各级党委（党组）责任，做到任务落实不马虎、阵地管理不懈怠、责任追究不含糊”。把意识形态工作党委主体责任制度化，使得这一工作任务明确，职责分明，没有可以任意模糊、相互推诿的空间。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思政课教育主阵地的建设，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的确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红色基因传承的工作体系，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全面推进等制度性设计在不断形成和完善。

二、坚持主义立国，增强“四个自信”

人类解放事业，从根本上说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人民事业，而依靠先进理论始终站在历史制高点和时代潮流的前列是其克敌制胜的法宝。毛泽东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主义立国是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建设强大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打牢根基，坚定“四个自信”。

从制度上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建设强大主流意识形态的着力点。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守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信仰追求，维护国家制度和国家政权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根本任务。这一任务的展开，就是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等五大使命，需要从制度上落实。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体系的一个根本制度。举旗定向对于一个党、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来说都是头等大事。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方向错了，必然满盘皆输。能否牢牢把握政治方向是衡量意识形态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离开了人民，肯定是一事无成。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凝聚民心是最高的政治使命，因而也是全部意识形态工作的落脚点。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一个需要很多代人接续奋斗的长期事业，需要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听党话、跟党走的接班人。培育时代新人事关我们事业的未来，因而是衡量意识形态工作生命活力的基本尺度。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又是国家“软实力”的基础。展示当代中国的国家形象，是实现国际影响力和时代引领力的重要形式。能否充分展示当代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作为开放、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作为开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大国形象，是意识形态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重要依据。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充分体现了我们的道路、理论和文化自信。

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是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要求，也符合现代国家执政党治国理政的通则。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任何统治阶级，都必须同时掌控社会的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和精神生产资料生产，否则政权不保。之所以如此，就因为物质生产活动不仅是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不仅为执政提供物质支持和硬实力基础，而且是生产关系和物质交往活动的生产和再生产，因而是现行社会经济关系和统治关系的维系过程，是执政的社会基础打造。而精神生产不仅是社会精神文化活动的生产和再生产，为执政提供文化支持和软实力基础，而且是社会价值共识和思想道德规范的生产和再生产，是构建执政的道义基础，因而是思想统治关系的维系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坚定‘四个自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其次，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仅是“西强我弱”的意识形态斗争实际的需要，也是当代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必要条件，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人类从必然走向自由，就是伴随着社会生产力巨大进步的同时，是人的精神摆脱物欲的支配，不断开拓自由发展的空间。概括地说，消除人的物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在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关系中完成的，是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中超越“抽象的个人”中完成的。正如人类走向劳动解放必须打破资本的任性支配一样，人类走向精神自由，也绝不是个性任性扩张的“自发自由”，而是打破雇佣劳动制下对于劳动的厌恶，使之成为人的生命第一需要的“劳动复归”。这一过程是用科学世界观武装头脑，不断超越自我，克服自发性，逐渐走向自觉自由的过程。

再次，自由个性的实现，不是个人自我的自发扩张的历史过程，而是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抽象的个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引领。马克思明确指出，超越资本主义物化关系的未来社会，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4页）。自由个性的本质是以生产力社会化为基础的个人全面发展，其实质就是“社会化的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原子式的孤立个人，以为个性就是这种抽象个人的自我彰显，其实这不过是一种自发的人性。自发性具有动物性本能的因素，但主要是私有制社会关系的历史积淀，通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不断加工和再生产，以固有的人性和“个性”方式沉淀在人的内心。鼓吹和渲染自发性，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始终倚重的力量。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也孕育着逐渐成长的“社会化人类”，这就是现代无产阶级的个性要求。这种个性要求与社会化大生产相一致，把个性建立在超越狭隘自我之上，体现了世界历史、社会化交往和精神的丰富性。